1934年，红17军军长张涛叛逃投敌，当了国民党的副师长，1949年，他拒绝随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，而是留在大陆。不过最终他并未受处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1952年，湖南祁阳县公安局的接待室里，走进来一个穿着粗布对襟褂子、满手老茧的老农。
老农走到办公桌前，对负责登记的干事说：“我来交代历史问题。”
干事头也没抬，翻开登记簿，拿起蘸水钢笔：“叫什么名字？以前在国民党里干过什么差事？”
“张高寿。”老农停顿了一下，“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副师长。”
干事手里的钢笔停住了。他抬起头，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个像叫花子一样的老头。
老农接着说：“我还有个名字，叫张涛。1934年，我是红17军军长。”
干事猛地站了起来，碰翻了桌上的墨水瓶。墨水流了一桌子。
1933年，28岁的张涛被任命为红17军军长。
1934年初，张涛率领红17军在木石港打了一场胜仗，随后下令部队在王文驿驻扎休整七天。
国民党军队趁机调集七个多旅，包围了王文驿。
红17军仓促应战，加上指挥失误，伤亡惨重。张涛在突围时身负重伤，被警卫员拼死背出包围圈，送到了后方医院。
半个月后，张涛躺在病床上养伤。
一名相熟的干事推开门，走进病房。他关上门，走到床边，压低声音对张涛说：“军长，叶金波政委被枪毙了。”
张涛猛地坐起来，扯到了伤口，纱布渗出血来：“敌人干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干事摇摇头，“是自己人。”
张涛没有说话，呆呆地靠在床头上。
叶金波是他的生死搭档，两人一起带兵，一起打仗。打了败仗的张涛知道，下一个被审查的，很可能就是自己。
当天深夜，张涛扯下身上的病号服，换上一套老百姓的破衣服。
他推开病房的窗户，双手扒着窗台，跳了下去。落地时，他摔了一个踉跄，顾不上腿上的伤痛，一瘸一拐地钻进了夜色中。
红17军军长张涛，当了逃兵。
张涛一路乞讨，逃到了国统区，改回了原名张高寿，走进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招兵处。
“叫什么？”招兵的军官问。
“张高寿。”
“干过当兵的吗？”
“没有，种地的。”
张涛成了一名国民党军队的二等兵。
他身上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只要他走到国民党长官的办公室，亮出自己红军军长的身份，交出红军的兵力部署和联络密码，他立刻就能换来金条和将校军衔。
张涛咬死不说，每天跟着新兵一起出操、扛枪、挨老兵的骂。
抗战爆发后，张涛跟着国民党军队上了前线。他懂战术，会看地图，打仗不怕死。他从班长、排长、连长，一路靠着军功往上升。
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张涛已经当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副师长。
国共两军在战场上对垒。
在国民党阵营里待了十几年，张涛守住了两条底线：绝不出卖红军的任何机密，绝不把枪口对准昔日的同志。
1949年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有人劝张涛去台湾。
张涛摇摇头：“漂够了，“我这辈子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，大不了一死，我想死在老家。”
他换上一身粗布衣服，把几件换洗的内衣卷成一个铺盖卷，背在背上。
张涛顺着大路，一路走回了湖南祁阳老家。
他拿起锄头，下地种田，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对别人绝口不提自己的过往。
1952年，全国开展口政治普查运动。
张涛心有余悸，知道自己的历史瞒不住，于是走进了县公安局的大门，主动交代了一切。
祁阳县公安局的干事记录完张涛的供述，立刻将这份惊天档案层层上报。
档案最终送到了时任湖南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的案头。
黄克诚是老红军，而且还是张涛的引路人。
他翻开张涛的档案，仔细查看了调查组核实的材料。
材料上写得很清楚：张涛叛逃后，隐姓埋名，未向国民党泄露任何红军机密；在国民党任职期间，未参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；解放战争中，多次消极避战，未沾染同志鲜血。
黄克诚拿起毛笔，在张涛的档案上写下批示：“张涛虽有叛逃之错，但未泄露机密，未沾血债。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”
批示下达，张涛被免于处罚，回到了祁阳老家。
村里搞土地改革，需要一个懂算账、办事公道的人。村民们推选张涛当了土地改革小组长。
张涛每天拿着算盘，挨家挨户丈量土地，算账分田。他干得认真，从不偏袒任何人。
后来，他又被选为村长，安安稳稳地在村里度过了余生，于1973年去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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